暢銷書《雖然想死，但還是想吃辣炒年糕》 系列。
這可能是台灣民主史上最受到世界祝福的時刻，蔡英文演講前播放邦交國及各國政要的祝賀影片，疫情爆發以來台灣得到史無前例的國際關注和認可，防疫成功讓共同體意識更鞏固，台灣社會的亡國感一掃而空充滿明亮情緒。2008年馬英九上任後，以ECFA大開兩岸大門，中國因素開始進入台灣視野，公民社會從2008野草莓運動醞釀，到2014年太陽花運動強而有力的回應，讓兩岸大交流時代劃下句點。
」 「希羅多德是紀錄希臘人為爭取自由而打敗強大的波斯那一次光榮的戰爭之史家。若以國際關係角度，2008年北京奧運的大國崛起，為2013年習近平接班鋪墊，現在的世界格局便已隱隱浮現。520，台北賓館灰白的巴洛克建築，這個日治時期總督官邸佈置了紫綠主視覺，巧妙的融入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一場低調而精緻，簡樸又現代的總統就職典禮，象徵中華民國台灣的新美學。2016年拒絕九二共識的蔡英文上任，兩岸關係進入可預期的冷和階段，但半年後川普趁歐美反建制浪潮當選美國總統，川蔡通話讓美中台關係起了化學作用。最後一根稻草是去（2019）年港府精心設計，藉由一起港人在台殺人事件而趁機推動的逃犯條例，所引發巨大的蝴蝶效應，不但衝擊今（2020）年年初台灣大選結果，更讓北京在一年後決意碾壓香港，進而確立中美對抗局面。
而最關鍵的是中美關係因川普意外轉折。這是中共在1979年元旦發出《告台灣同胞書》，終止對金馬長達20年單打雙不打的轟炸、確定和平統一方針的40年後，對台思維的重要轉折瓦薩里的進步藝術史觀，使他在書中較推崇文藝復興的大師畫作，而這樣的價值觀也影響了17世紀收藏家的品味。
16世紀義大利為文藝復興繁盛的核心地帶，資本主義興起，人文風氣興盛，諸如法爾內塞（the Farnese）、梅第奇（the Medici）、貢薩加（the Gonzaga）、博爾蓋賽（the Borghese）等家族，利用其金錢財富，除了繼續收藏稀奇寶物外，古代雕塑及繪畫也開始成為他們的關注重點。哈布斯堡（Habsburg）家族亦出現了多位收藏的愛好者，如：威廉大公（Archduke Leopold Wilhelm, 1614-1662）喜愛蒐集尼德蘭畫派、義大利文藝復興繪畫，以及西班牙畫家委拉斯貴茲（Diego Rodríguez de Silva y Velázquez, 1599-1660）的作品。當17世紀義大利經濟衰退，珍寶、雕塑與畫作流出國外，歐洲其他列國的王宮貴族們，彼此間激烈的藝術收藏競爭進入白熱化的階段。職業收藏家兼銀行家埃弗哈德（Everhard Jabach, 1618-1695），便是這類銷售商的代表。
朱利奧．曼奇尼（Giulio Mancini, 1558-1630）於1620年所寫的《關於繪畫的思考》（Considerazioni sulla pittura），開始針對繪畫品項進行真偽的鑑定，鑑定方式多從畫作的筆觸與畫面細節著手比對，在現今看來是十分依賴鑑賞家法眼敏銳度的鑑定手法。但在17世紀初期藝術收藏的地位上，繪畫並不是最有聲望或最昂貴的物件。
Photo Credit: 截自漫遊藝術史 1568年再版的《藝術家傳記》，增添了藝術家肖像版畫。而亞伯拉罕．博塞（Abraham Bosse, 1602／1604-1676）於1649年出版的《區辨繪畫、素描、雕刻、原作及其複本的各種表現方式》（Sentiments sur la distinction des diverses manières de peinture, dessin et gravure et des originaux davec leurs copies），是最早關於鑑定歸屬的專論，由於此書以法語出版，包含許多鑑定學之專業術語，因此大大影響了法國的宮廷收藏。他們多參考瓦薩里的鑑賞標準，來揀選欲收藏的畫作，因此帶動市場對文藝復興時期畫作的大量需求，以及提升文藝復興藝術品的價格。另外一部份的藝術銷售商，他們可能並非畫家，但是因為熱愛藝術，而培養了品味與專精的藝術知識，並且也收藏了許多作品，所以對於藝術的銷售與選件上，也能獨具慧眼的蒐羅佳作
毫無疑問的，我相信柴契爾夫人心中想的應該就是這一點。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在西方的歷史，由於國家觀念是從封建制度演化出來的，在中古末期，由許多所謂的自由市（free city）發展出來，他們從封建制度脫離出來。接受這個原則的封建王侯從此只能專心軍事經濟方面的事，對於國民個人的信仰及自由就漸漸無法干預（因為人民有了「主權」了。下面我就從世界史的角度來觀察香港今天的處境。
這是主權觀念的正式開始）。美國獨立及法國革命，他們的建國精神也是源自相同的理念：世俗化、政府的力量應該約束、自由觀念的擴張，以及民主理想的普及化。
進一步說，1648年，三十年宗教戰爭結束，各方同意政教分離，政府不再決定國民的宗教信仰。他們通常是與封建主談判，以一定的租稅交換獨立運作自己的政府的權利。
但是正如同哥德（Wolfgang von Goethe）所說的，如果一切都瞭解了，那麼就一切都可以原諒了。但是她並沒有這麼向香港人說，因為她知道歷史的巨輪不斷地輾轉前進，沒有什麼東西是可以保證50年不變的，何況，英國人在美國背後支持下，當然希望香港可以繼續扮演西方經濟機構在東亞賺錢的角色。但是城邦的自主還是有很多人嚮往，像不來梅及呂北克在十九世紀時都曾經有短期獨立的情形。這些情形是在1870年德國統一以後才真的消失。文：李弘祺（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 例外的中國（一）：香港的不同並非標榜資本主義，而是政府追求社會公義 例外的中國（二）：香港到處是間諜，中共對此又恨又愛 香港的獨立性是二十世紀的異數，1980年代英國與中國討論香港的前途時，新加坡正好是方興未艾的現代國家，兼具了東西方政治藝術的美：一方面能在法治和現代性方面有出色的表現，另一方面又能倡導群體生活相互寬容的道德。最有名的「憲章城市」在中古時代就是威尼斯。
許多歷史作品之所以不受人尊敬，原因就是史家沒有按照良心說出自己的感受。法蘭克福更曾經獨立了50年之久。
「馬照跑，舞照跳」，那當然可以，但是其它的就另當別論。但是即使如此，獨立的城邦仍然在西方政治思想裡維持了一定的生命力。
而從1997年以後，香港移入的戶口大半來自中國，不然不會有那麼大量的增長，即使她的經濟繼續有傲人的表現。至於伊斯坦堡則是因為它是交通匯集、各國來往人衆混雜而成了公開及地下訊息匯集的中心，不是因為它是有正式的「憲章」來保障其獨立。
它們經濟比較發達，又比較世俗化，常常選擇資本主義式（以錢賺錢）的經營，放棄中古基督教反對暴利（包括高利貸）的教義。既然香港與新加坡一樣都曾經是香港的殖民地，那麼如果香港能像新加坡一樣，在中國的保證之下，保存50年的「不變」，那也不失是一個還算滿意的安排。如果香港能像新加坡一樣，那麼上廁所忘了沖水而被罰款，這一點犧牲當然是可以接受的吧。更進一步說，中國人從老到少都認為過去兩個世紀，中國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欺凌，香港是代表這個欺凌的最明顯例子，因此香港「歸還」中國也只是恰恰好而已。
雖然國與國之間的條約只能依靠傳統及「相互性」（reciprocity，關於這個觀念日後再另外寫文章來分析）來維持。這樣的自由城邦幾乎成了近代西方國家的先驅。
在二十世紀，像德國（或說波蘭）的但澤（Danzig）或意大利的第里雅斯特（Trieste）都是比較有名的例子。它們在二戰以後，也曾經或長或短地受到聯合國憲章的保障。
客觀的分析是學歷史的人所不可放棄的基本責任。1980年代末，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看著香港大概非歸還給中國不可了，因此展開與中國的談判。
所以當香港確定要歸還給中國之後，許多不認同中國政治哲學的人就已經預備移民。香港的「50年不變」是國家的恩賜，是臨時的特別安排，基礎是不危害中國本身的倫理價值及治國理念。另外，卡薩布蘭卡則像當年的上海公共租界一樣，基本上是由列強共同保護，自行管理，所以當然成了「北非諜影」幢幢，不知「時光流轉」（As Time Goes By），偷偷偏袒德國的中立地區。西方歷史的傳統，任何人與人或國與國之間的談判，最後總是要把談判的結果寫下來，簽訂法律文書作為保障。
這樣的情形在新教國家特別明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國十八世紀以後發展的古典自由主義國家觀。這種城邦國家到了上面說的近代國家開始以後就慢慢衰落。
後來北歐日耳曼地區也有很多這一類的城邦，他們還聯合為有名的漢撒聯盟（Hanseatic League），其中有名的城市有如漢堡、呂北克（Lübeck）、不來梅（Bremen）等城市。可惜，這樣的獨立城邦已經在現代國際政治快速消失當中。
然後我會本著良心說說自己的感想。這一類的小城邦一般是港埠。